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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的储物间搁着好几台旧电视机了,大小不一,品牌各异,都是近20多年里淘汰下来的,留着无用,弃之可惜,不知如何是好。

    前些年国家曾出台“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旨在鼓励消费拉动内需。从字面上我是这样理解的,譬如我家现有好几台旧的电视机(只是款式过时了,使用起来没什么问题),雇车拉到“国美”或者“苏宁”,跟老板说,我想“以旧换新”,几台换你一台新的海尔或者海信,你看行不?

    不知道我对政策的解读对不对?但老板肯定不乐意,你想的倒是美!

    后来听说这项政策终止了,大概像我这样想法的人太多。

    那只好留着。留着也罢,旧物上承载着许多记忆。像这台18英寸的“金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买的,别看现在打入冷宫,丢在犄角旮旯,积满灰尘,当年可是家里的宝贝,平时放在卧室,有客人来,就吭哧吭哧地搬到客厅柜子上,要不客人会想,你混得真不咋样,怎么家里连一台彩电都没有?

    待客人走了再吭哧吭哧搬回去。

    卧室里看电视,最纠结的是切换频道问题。当年切换频道远没有进入“遥控时代”,只能靠“手动”,“手动”是件麻烦的事,换一个台,得爬上爬下,尤其是冬天,更是折腾人。后来急中生智,换频道吗?用一根叉衣杆就行了,杆子往频道按钮上轻轻一戳,问题迎刃而解。白天叉衣服,晚上换频道,是谓“一杆两用”。

    之前,记得是1979年暑假,在北京姑妈家里,还见过一台9英寸的,屏幕只是一本书大小。为改善观看效果,电视机前特意架起一面专用的电视“放大器”。“放大器”前看电视是有讲究的,只能端坐在电视机的正前方,面对面,座位稍许有点斜歪,电视机里的图像就完全走样了,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景观:看电视,一家人紧挨着,腰板挺直,正襟危坐。

    更早一些时候看电视,就要追溯到我读中学时,我读的是县二中,算是县里最好的中学。记得是在1975年的年底,上级部门给学校配发了一台罗马尼亚牌子的电视机, 24英寸的,一时欢欣鼓舞。教师里的一帮“理工男”自告奋勇,承担架设天线、调试信号之重任。接收信号须有一定的高度,得首先竖根天线杆子。学校弄来一根几十米长的金属管,绑上鱼骨形天线。但金属管质量有问题,那天起吊一半时突然疲软,从空中一头砸下来,将底下屋顶砸一个大窟窿。后来换了一根,关键时刻又疲软了,见状,吓得“理工男”们逃之夭夭。

    最后还是找来根粗壮的木头杆子,架在楼顶上了事。

    电视机正在调试阶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去世了。治丧期间,收看电视新闻成为学校悼念总理的重要活动。记得那几天,晚上七点前,住校师生几百人,自带板凳前往礼堂,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但电视信号极不稳定,图像时有时无,好在有声音,收看电视变为收听电视了。

    仍有不甘心的,有同学就爬上楼顶,按照底下的口令不断调试天线的方位——“朝东北方向转过去一点,再转回来一点,好,有图像了,稳住稳住!”“稳住”做起来谈何容易!这是桩苦差事,一年里最寒冷的日子,空旷的楼顶,寒风凌厉。早已经忘了屋顶上这几位热心同学的名字,真应该给他们点个赞——“中国好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