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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是我国的传统医术,亦是我当年生活的梅溪老镇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行当。“大元春”中医诊所是私人诊所中的首块招牌,曾设在梅溪镇上街头,与知名南货商行“永大兴”门对门。

    记忆中的“大元春”候诊室,有两三排长椅供患者坐候,候诊室隔壁便是药房。药房内有几列从顶到底的黑红木立柜上,布满了大大小小数百个抽屉,每个抽屉面上都贴着写有中药材名的标签,什么当归、黄芪、太子参、桔梗、甘草、陈皮……五花八门,多得数不清。还有,每个抽屉上都有一个半圆凸形黄铜盖壳钉在板面上,便于司药人员捏手拉抽屉。整个药房,弥漫着一股沁人的药香,十分好闻。也许是常年中药芳香浸入身体保健之缘故,徐先生店里的伙计个个红光满面、镜照可鉴。

    那时我才七、八岁光景,诊所离我家不远,加上徐家唯一的公子(另有两个姐姐和三个妹妹)与我二哥是“发小”,有时候我亦会跟着他俩屁股后面去玩耍,所以对大元春诊所的进出道路和房屋结构,了如指掌。

    徐先生坐堂问诊数十年,医术精湛,方圆数十里百姓乡邻无人不知。他中等身材,面色红润,态度和蔼可亲,对待病人十分亲近。梅溪是水陆码头、商贸大镇,来诊所就诊的患者,既有居民,更多的是方圆数十里的乡村农民,或者是山区竹农。一般来讲,上午以进镇赶市的农民兄弟为多,兼卖柴卖菜,当然急诊例外;而下午则是镇上居民为主,反正不是急病,犯不着与农民兄弟去争先后。徐先生坐堂时五件东西,缺一不可:桌上一块脉垫,一台血压计,还有一支测温表和一叠处方笺,脖子上挂着听诊筒。中医的看病流程大致是这样:给患者号脉、看舌苔、量体温,然后是问你哪儿不舒服?几天了?饭量怎样?徐老生当然也是这样“望闻问切”,然后为患者一一开方、叮嘱。一次,我正好放学回家路过诊所,看到诊所里黑压压站满了人,年近半百的徐先生单腿屈地,侧着身,拿着听筒给一名躺在竹担架上的老年患者在肚皮、背部上,迅速移动着听筒圆板,仿佛是在捕捉“敌情”。我想,徐先生今天肯定是遇到了一位重病患者。果然七、八天之后,街坊里传出这样的信息:原来那天是一位来自昆铜山里的老者,由于当天吃了不净饭菜导致上吐下泻,被家人急忙抬来,请徐先生诊疗。经过徐先生确诊开方,当晚症状缓解,三天后气色好转才放心返回家里,一周后就完全康复了。患者及家属感谢不尽,不仅送来一幅写有“妙手回春”字的大红锦旗,后来还与徐先生结为好友,来往多年。这在镇上传为一段佳话。

    后来,徐公子考上浙江医科大学中医专业,毕业后一直在部队医院服役,“子承父业”。就在今年四月,我还在安吉鲁家村他们当年校友同学会上,见到了徐军医。他和我将近60年不见,竟还认得我。我想,这也许是中医药对人记忆力之补的功效所在。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痛死无人问”。可一旦少了牙医,那倒真是不便。镇上有一家牙科诊所,店号冠名“拔无痛”,主医杨大夫。诊所前门开在长兴馆东百米处,诊所后门在靠近苕溪岸边的通道上,患者从前后门进出均方便。梅溪老镇人口不多,但我发觉杨大夫的诊所里,似乎天天座无虚席。不凑巧还得排队恭候。那时的牙科诊所装备没现今这么复杂,就是一架牙躺椅、一把探视灯、几把钳子和一盘镊子而已,当然酒精和消毒棉是少不了的。那时我刚上小学,对街上的事都有好奇心。有一天放学中途,我就先去牙诊所探个究竟,看看杨大夫如何拔牙。那天正好有一位大约年近三十的叔叔要拔牙。我看他躺在牙床上,神情有点紧张,两条腿在床尾上“索索索”地抖动。我听到杨大夫一边跟患者说“不痛的,不痛的”,一边拿着一支大针筒,往他牙床部位打针(后来才知道这是打麻醉药)。大约一刻钟后,杨大夫就取出一把老虎钳(看上去真有点怕!),拿在手上准备随时出击。而另一只手,却用一把小锤在轻轻敲打患者的那颗坏牙,也许是敲山震虎。说时迟那时快,刹那间杨大夫钳上牙落,“咣当”一声,一颗带血的坏牙落在磁盆中,“虎口拔牙”完成了。一颗止血药塞到他的牙床空洞处,又开上几颗止疼片,让患者带回服药,并叮咛他:不痛不吃,痛时再吃。哦,原来拔牙的全过程并不复杂。直至若干年我初中毕业时拔了自己两颗蛀牙后,才知道拔牙的滋味并不好受。

    杨大夫的儿子与我是“发小”,他并没有子承父业,而是上了林校,成了一名林技人员直至退休。

    倘若将老镇上那些制作业的能工巧匠比作是“下里巴人”,那么镇上悬壶济世的师傅们,就是“阳春白雪”了。在演奏老镇生活交响乐的乐章中,他们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乐手,异曲而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