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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 剑

    研究南浔望族邱仙槎家族,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即东启昌是“阳盛阴衰”,所以男人比较厉害,而西启昌是明显的“阴盛阳衰”,女性比较厉害。事实上,西启昌的女性不仅数量多,知名度和美誉度也比男性高。

    来过南浔的游客都会对小莲庄内的两道圣旨牌坊印象深刻、赞叹不已,其中的贞节牌坊即为邱家第二代小姐、邱仙槎的女儿刘邱氏所立。

    刘邱氏(1860—1909年),邱仙槎第三个女儿,为庄太夫人所生。她出生时正值太平军从安徽广德向浙江湖州进攻,南浔人纷纷四处逃难,邱仙槎此时正在上海,只有庄氏因即将分娩留在家中,留一个仆人在旁负责照顾接生。幸亏庄氏已是第六胎,很快就顺产临盆,母女平安。邱仙槎回到家后,看到女儿天庭饱满,乃有福之人,非常高兴。邱氏长大之后,举止端静,不苟言笑,之后又入塾读书,聪慧勤敏,故知大义、识大体,深得父母的宠爱。

    1875年, 16岁的邱家三小姐已经长得亭亭玉立,到了出阁的年纪。父亲邱仙槎与南浔首富刘镛向来就是莫逆之交(刘氏祖上曾在邱氏丝行工作,亦师亦友),两家老人早就为子女缔结婚约,所以就在这一年,邱家三小姐正式嫁给了刘镛的长子刘安澜。

    说起来,刘安澜(1857—1885年)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本来一心读书,致力于经史百家,讲传世之学,希望能走仕途。可惜运气不太好,屡次考试都未能中举, 1885年到杭州参加考试的过程中,竟因为中暑又遇到庸医误诊而去世。更糟糕的是,他和夫人结婚十载,居然没有一儿半女留下来。相对于进士及第、事业有成、子孙满堂的弟弟刘锦藻而言,真是同人不同命。

    刘安澜的去世对于邱夫人而言,无疑是个晴天霹雳。这样一来可苦了刘邱氏,“茹悲饮泣、供佛长斋、怀之痛绝”。情感世界里失亲的孤凄,纵使能揩去纵横的泪水,却难以抚慰心灵的伤痕!只有一个人孤独地回忆着“相夫勖学,勤敬无懈”的美好时光。

    这时候刘家的老太爷出来说话了。刘镛“悯其少孀,又无子息,命以弟之子承幹为嗣,且诏曰:‘尔有子矣,抚育之,足继吾儿未竟之志,如若轻生,此子谁抚。’不得已,涕泣受命”。于是,刘锦藻年仅4岁的长子刘承干(字翰怡)就过继给了刘安澜,并由邱夫人抚养。

    对“从天而降”的嗣子刘承干,邱家三小姐把他视如己出,望子成龙,心情綦切。每晚刘承干“自塾出”,邱夫人“必进而问今日识字几何、读书几何”,并举嗣父安澜“当日事”,“絮絮为吾言”。她似乎忘却了失亲的哀痛,从此,这个家又增添了些许乐趣,重新有了新的生活!

    邱氏经常教育儿子要心存善念,多为百姓做好事、善事,说:“吾家承先泽,履丰厚,遇善事而行不力,将为天理所不容。当视为己分应为,毋杂以求名之念。”她自己也一直是这么做的,直到她病危的时候,还深念海州地方的灾民,嘱咐儿子要出资赈灾。

    刘承干是个孝子,对邱太夫人一直抱着感恩之心,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照顾更是无微不至,所以刘承干特别热心于社会慈善事业,如赈灾育婴、修路造桥、教育医疗,每一次都慷慨解囊,普救众生。后来刘承干将一生的精力投入藏书、刻书事业中去,在南浔建造了驰名中外的嘉业堂藏书楼,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1909年,刘承干联络朝中亲朋好友为母亲“吁请同乡京官奏闻于朝”,起奏钦旌节孝,诰封一品夫人。很快,朝廷就下旨恩准刘家在原籍地自行建坊(就是现在小莲庄中的牌坊)。

    不久,两座圣旨牌坊就在刘氏家庙前耸立起来。东为“乐善好施”坊,西为“钦旌节孝”坊,牌坊高8.50米,宽5.60米,四柱五楼,歇山顶。正楼额坊上悬雕龙牌匾,上书“圣旨”,其下坊心分别题“乐善好施”“钦旌节孝”。牌坊花板分别雕刻“文王求贤”“三星高照”“状元及第”“孝感动天”及龙、凤、狮子、麒麟、蝙蝠等戏曲题材图案和吉祥图案,刻工精细,造型生动,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系小莲庄的“三宝”之一。

    一道贞节牌坊,巍然耸立了一个多世纪,让后人记住了邱太夫人和邱、刘两家,足以彪炳史册。就在这一年,邱太夫人在浔去世,享年50岁。

    我想,有刘承干这么一个儿子,老夫人在天国应该瞑目了!

    西启昌还出了一位女画家,作品被送往意大利参加了世博会,真是有国际范!

    她的名字叫邱梫(1876—1936年),字芬芬,号桂馨,是邱家第三代小姐、邱厚涵(炳垣)的长女(其实是老二,长女早逝)。

    邱梫能成为画家也绝非偶然,而是耳濡目染、日夜熏陶的结果,因为她嫁入了一个艺术世家,不仅丈夫是著名画家,就连夫家的弟妹子侄也大多成了艺术家。

    邱梫的夫家姓金,也是南浔的丝商大户,丈夫叫金城(北楼),是金家的长房长孙,早年留学英国,归国后入仕, 1920年在北京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是民国初年北方画坛的领袖人物,素有“北金南张(大千)”之誉。他的弟弟金绍堂(东溪)、金绍坊(西厓)都是著名的竹刻家,妹妹金章(金陶陶)、侄子金勤伯也都是著名的画家。生活在这样一个艺术气息浓郁的家庭中,邱梫在相夫教子之外,自然也慢慢对绘画产生了兴趣,可以想象,丈夫就是她的老师。

    笔者在上海图书馆里曾经查到一份南浔人参加世博会的记录,上面赫然写着邱梫的名字:“请为咨送司员金绍城禀呈,伊妹金章、妻邱梫手绘菊花鱼藻二幅、荷花一幅,开单请寄会场……绣工科及金邱二女史所制各件,均系赠送之品……”这应该是南浔女性参与世界博览会展览的最早记录,嫂子和小姑的艺术作品同时在世界舞台上亮相,也算一段佳话。

    如今虽然无法看到邱梫绘制的荷花轴,但从她留下来的其他画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灵秀隽永的笔意和慧心。

    邱梫共生了四个孩子。丈夫去世后,长子金开藩(荫湖)继承父亲遗志,在北京钱粮胡同金宅创办“湖社画会”,出版《湖社月刊》,致力于培育绘画人才。一时间齐白石、陈少梅等一大批著名画家纷纷入会,张学良甚至把四个年长的子女一起送到湖社学习绘画,可见湖社在北方画坛的影响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湖社”都是民国时期中国北方最大的美术社团之一。

    1935年是邱梫的六十大寿,金家为其大办寿宴,一时间宾客盈门,人声鼎沸。据金氏后人回忆,当年的贺礼当中收到最多的就是书画,已声名鹊起的张大千、齐白石等大腕就送了《麻姑图》等铭心之作为老夫人祝寿,加上湖社弟子的作品,整整放满了几个画箱。为此,金开藩还利用《湖社月刊》出版了一期祝寿专刊,刊载了这批书画作品和邱太夫人的寿序。

    老夫人的面子真够大的!欣赏这些画作,让笔者不禁要发出这样的感叹:人生短暂而艺术永恒!

    西启昌的女性当中,值得一提的还有邱家的第三代儿媳邱陈氏。她出自南浔名门陈家, 20岁嫁给邱炳垣的长子邱培元(字伯龙)做继室夫人。

    西号到了第三代、第四代,随着男性当家人的不断凋零,大有日薄西山之势。邱伯龙去世后,其遗孀邱陈氏母子俩孤儿寡母,经济状况越发局促,但她省吃俭用,勤俭持家,不仅还掉了丈夫欠下的大部分债务,还为独子邱国粹(慰祖)成家立业。邱家的亲戚刘承干在《日记》当中就有这么一段记录:

“……邱伯龙表嫂来谓,欠予之款现拟归还,惟年数既久,息亦甚大,可否恳求免息还本,予允之。此等事能来还本已是其要面子矣!予所有借出亲戚之款,无一二来归还者,今伊有此意,予心已甚欣然,虽吃亏息金三千余元,亦所甘心,较之全无归还之心,尚胜一筹也!”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再平常不过,可惜邱陈氏也在40多岁时就去世了。与前两位相比,邱陈氏一生虽乏善可陈,但其中的闪光点是刘承干所提到的契约精神,旧社会的女子一样信守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