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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 苇

    村落作为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产物,它一方面以新的物质形态存在于自然环境中,对环境系统产生作用;另一方面,它的区位选择、内部结构和外部形态也无不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古人选址注重风水,趋吉避凶,“面阳而筑居,缘溪而辟泾”,就是追求安全宜居环境的表现。理想的村落环境首先应满足村民的生活和生产的需求,能避免自然灾害的影响,还能防御外敌,不仅要满足当代的居住条件,也要考虑到后代的扩延用地,以利家族发展和子孙繁衍。

    当人们迁徙到某个未开发的地区时,总是寻找那些地质灾害少、气候适宜、阳光充足、水源可靠以及土地肥沃的地方定居,不自觉地通过村庄的区位选择来体现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健康的生活需要有比较好的小气候,村落选址大多利用天然地形,依山傍水、负阴抱阳,随坡就势,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其实质是追求理想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湖州位于北回归线以北,一年四季的阳光都由南方射入,朝南的房屋便于采取阳光。坐北朝南,不仅是为了采光,还为了避北风。如能背靠山岭更可以挡住冬季凌冽的北风,夏季的东南风能带来充足的雨量。在生产力低下靠天吃饭的时代,农民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很低,再加之战乱匪患频仍,崇安求安是古代农民最朴素的向往。在湖州现存1000多座古桥里名称带“安”字就超过100座,永安、乐安、安乐、安定……还有60多座太平桥。

    湖州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从天目山高处涌来的水,如引导宣泄不当,就会祸及百姓安危生计,东西苕溪中游,土地最大最肥沃,村落也最密集,但湖州历代的水患频繁,东西苕溪到雨季常常爆发山洪,溪水一涨就数米,因此村落选址,很注意防洪,除了村址要有相当的高程之外,还应该位于弯弯曲曲的河流的沉积岸一侧而避开冲刷岸,也就是按照堪舆风水的说法,村落应在腰带水一侧而不能对反弓水。西苕溪中游安吉盆地的村落,凡沿溪的,大多在腰带水的环绕中。而长兴平原土斗区围土斗而居,总共建有数百公里的土斗堤防洪水,每年雨季一来防“倒土斗”成为土斗里人家的首要任务。东部水乡平原村落挖土斗浜居住,就是垫高地基,把村子建在高埭上,堰坝和土斗门主要功能也是为了防洪水。

    这样的村落选址方式在湖州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商周的江南是温暖丰水期,极大地影响了湖州村落的空间分布和具体布局,村落选址择高避洪的倾向十分明显。西部村落选址一般有三种模式,背山邻水的坡地、垄岗和高台。如安吉溪龙的庙山遗址位于村西的庙山高台,四周为低洼的农田;安吉高禹张芝村的四马墩遗址也是一处高台,遗址相对高度1.2-1.5米。时代跨越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安乐遗址位于递铺港东岸的坡地垄岗上,是一处围绕山岗的岗前坡地遗址。长兴泗安禧祉村的新安遗址处于低丘陵与平原水网交界地带,相对高度15米。长兴县雉城三新村的张家桥遗址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文化时期陇岗型聚落遗址。上墅乡大竹园村前山口遗址位于村南侧丘陵岗地,安吉经济开发区的狮子山遗址位于狮子山岗地上,是一处东靠山脉,西邻浒溪的坡地遗址……

    东部村落的选址一般也有三种模式,四面环水的孤丘、高地和高墩。湖州德清之间的东苕溪流域每一处独立山丘附近皆发现时代不一的大小遗址,基本样式都是山前台地型,规模最大就是城东的毗山遗址。千金塔地遗址原是一整片桑树地、高土墩。洪城遗址、塔后遗址、磨心里遗址都是20万平方米大型聚落遗址,都是高出周边的大片高地。新市的将军台遗址和练市的台子汇遗址,遗址都是一处较高的土台,因此得名。新安城头村的勾垒城遗址,原为高出地面近两米的桑树高地,蔡界村杜井皇坟头遗址,是一处高出地面的大土墩,梅林遗址位于梅林街自然村北侧白洋圩的一片高地上。东句城遗址,主要分布在塘墩上,及斜风桥到东城桥之间的几处高地上……

    出于排水、灌溉以及安全的需要,村落在具体布局上十分巧妙地运用水流和水系,既有人工的环壕和沟渠,也依靠天然的河流。西部聚落遗址多环壕,环壕分割村落的居住区、墓葬区和作业区,许多环壕外侧为相对低洼的农田。东部聚落遗址多河流环绕,大型聚落遗址不仅四周环水,而且内部也有水系贯通,很多是人工开挖的沟渠和土斗浜,人工营造安全宜居村落环境。钱山漾遗址土台上的马桥文化时期的聚落,发现有排水沟。千金塔地遗址发掘区内揭露南北两条不连通的河沟是后世土斗浜的原型。千金庙头角遗址以庙头角水闸西侧横向河道为界,发掘区分为南、北两大片,也是沿河分布居址和墓葬,其村落结构与塔地相仿。毗山聚落的形态可以概括为,居址沿人工河道分布,墓葬围绕着各土台(房址)单元分布,毗山大沟的人工开挖既有利于排水,又可以利用开挖额泥土垫高两边土台,形成高埭。高埭在东部水乡是营造家园和墓园最好地形,因此时至今天还有那么多以“埭”命名的村落。这些遗址考古发掘表明,傍水而居、依土斗浜构村的水乡特色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已开始形成了。

    村落选址也要考虑社会的安全,湖州东西苕溪流域,村落星罗棋布,居民大多是唐代以后从外地迁来的,更多的是宋室南渡而来,主要是避乱。自足的农耕文化时期,村落虽没有城市那样坚固与封闭,但也有很多防卫设施,具有鲜明的防御性。比如有些村落建有围墙,有的村落则以连续一排附属建筑的外墙体形成对外封闭的界面。而东部水乡密布的区域,陆路交通不便,天然成为躲避灾祸的上选之地,如偏居太湖一隅的长兴洪桥(鸿桥)在太平天国时期,“其地向称僻静。咸丰十年后,粤逆窜踞长(兴)城,贼目四出滋扰。西南各市镇之懋迁者时虞掳掠,不常厥居。惟鸿桥西连都家三乡诸荡,东接太湖,烟波渺沵,汊港纷歧,舟楫往来易于趋避,阖邑难民及四处商贾俱麋集于兹。帆樯林立,阛口尘嚣,俨然一哄之市。延至于今,犹备乡镇之一云”。水乡平原的村落或圩田而居,或联墩而居,四周都有河流环绕,仅靠一两座桥梁与外界连通,很多村落在桥上架设门楼,桥下设栅栏,这些村落的安全性和防卫性都很好,如新市的谷门村、千金的西句城村都还有类似遗迹可寻。太平天国时期,很多村落的防范措施就是把村口石梁桥的中孔桥板撤去,村落就成为与外界隔绝的安全孤岛。很多村落在战乱后的同光年间重修了古桥中孔,因此很多古石桥都是两边孔为老武康石,中孔为新花岗岩的格局。

    历史上,战乱频仍的年代,湖州还出现过占据山险,带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山寨坞堡,西苕溪支流昆铜港源头的隐坞,地处乌程、安吉两县交界山系西侧,系三国时东吴安国将军、武骑校尉朱才弃官隐居处。隐坞选址在溪流上游,借以控制水源,从而保证整个家族聚落的生存。坞堡外有谷峪可通,内有山峰环列作为围合屏障,是营造带有防卫性质城寨的不二之处。1971年,原升山乡西山墓葬出土了一件西晋太康年间的谷仓罐,其顶盖是坞堡内主体建筑:四周带有回廊的重檐攒尖顶楼阁,前后为带有防御工事的重檐式门楼。德清的城山,又名石城山,据武康县志记载,赤眉起义时,地方武装在此垒石筑城御守,故名,其功用为邑人的一个临时避乱场所。

    村落选址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同时期对村落选址的主导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在生产力水平极低条件下,人地关系中自然起着绝对性作用,对聚落选址起主导作用的是自然因素,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村聚落选址中的自然因素作用趋于减弱,而社会经济因素作用进一步增强。可以想见,随着人类对资源有限性及生态意识的提升,未来村落选址中自然因素影响必将会有所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