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dy { padding-top: 70px; }

  陈 渭

“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一文中,对著名的近代藏书家刘承干刻书之举十分赞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鲁迅称戏其为“傻公子”。

    刘承干(1882—1963年)字贞一,号翰怡、求恕居士。幼年就读于本地的浔溪书院,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清光绪三十一年考中秀才。他是湖州南浔古镇“四象”之首刘镛的次子刘锦藻的大儿子,因其伯父刘安澜早逝无后,四岁就过继给他。他以承重孙的身份继承祖业,成为浙江巨富,为他从事藏书、刻书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证。

    刘承干的不同凡响之处,是他28岁(1910年)就开始了藏书家的生涯,“自称收购工作历时二十年,费银30万元,得书60万卷,共16万册”。(《南浔镇志》),期间建造了如今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嘉业藏书楼,成为我国近代藏书家的巨擘;同时,刻版印书名闻海内,又使他成为卓有成就的我国近代唯一的刻书家,也是我国近代最后的一位刻书家。

    藏书家刻书自古有之。明清以来,藏书家刻书蔚然成风,因他们有精良的版本作为刊刻的底本,刻印的书质量较高,刘承干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他曾对朋友说:“天灾人祸,有时不可避免。我要把一些善本珍本赶快刻出来,使不经见之籍为千百化身,以公诸天下后世。”

刊刻罕见之籍公诸天下后世

“重孤本是刘氏刻书的一大特点。”曾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的缪荃孙(1844-1919年)这样评价刘氏刻书。《旧五代史》,是宋薛居正奉敕所撰,但因年代久远,没有流传,刘承干用重金购来抄本刻印。《旧五代史》“凡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宋薛居正等奉敕撰,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记载皆首尾完具,虽其文体卑弱,不免叙次繁冗,而遗文琐事,足资稽考……”(《辞海》 1936年版)。当刘承干得知甬东卢氏抱经楼藏有《旧五代史》抄本,他在1915年购得。虽该抄本仍不是薛氏原本,是清乾隆进士、官至侍读学士的余姚人邵晋取自《永乐大典》(未毁前)中所引薛史,撰入成文,当时一些学者认为是最接近薛居正的本子。刘承干喜得《旧五代史》抄本后刊刻,以单行本面世。 1930年张元济先生在重印《四部丛刊》后,拟辑刊古本全史,经长期的搜访,已得宋本《史记》《汉书》等善本,惟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原本不可得,他连登一个月广告,用重金征募仍未如愿。最后选用了刘氏刊印的《旧五代史》,列入百纳本《二十四史》中。

    《易小传》一书,清乾隆《四库全书》著录时未收入,时云:“今本无之,盖已久佚。”不遗余力搜罗古籍的刘承干,竟得到了《易小传》,且与宋代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安吉人)的《书录解题》一书中载“卷末附有系辞补注十余则”相同。刘氏1922年进行刊刻,使“今本无之,盖已久佚”者得以面世,广布社会。有些孤本或稿抄本,或为稀世刻本,多为一、二百年的旧稿,到他手里已是残篇断简,如果没有刘氏进行一番整理校勘,然后刊刻广布,有的可能早已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些书了。

    《宋会要》一书,最研究宋史的至关重要的史料书。该书,是清徐松辑,按宋修本朝会要,始于仁宗朝章得象奏进之庆历国朝会要;其后神宗以下各朝,续有修纂,惟俱散佚。徐松于嘉庆间,特从《永乐大典》中将宋代所修各种会要辑出,未及整理而卒。光绪时张子洞得其稿,曾嘱缪荃孙、屠敬为之校勘,均未成。 1915年,刘承干得其稿,遂请专家学者厘订,分为三百六十卷;又别加增补,录成清本,分为四百六十卷。 1931年,北平图书馆从刘承干处购得徐氏原稿,1935年影印行世。对《宋会要》一书,刘承干虽未刊刻,但他得徐松稿后请专家学者厘订200多年前的旧稿,并录成清本,为后来能影印出版付出了辛劳,功不可没。

刊刻清代禁书示对“文狱”不满

    “(刘翰怡)……对清初的文字狱也颇不满。”(鲁迅先生给杨霁云的信)这也许是刘承干要刻清代禁书的动力。

    清代文网森严,凡发现在书中“记载之事,语含诽谤,意多悖逆”“影射时事”的文字,往往被列为禁书而遭到查办,不但毁版,刻印之书也全部炬之成灰,能幸存下来的是凤毛麟角。辛亥革命后,禁书不再被禁,但劫后余生,书稿难以得到。刘承干从民间搜得仅存九卷的《闲渔闲闲录》,是他在1915年刻的第一部清代禁书。该书的作者为清代蔡显(1697—1767年),字景真,号闲渔,上海松江人,雍正已酉(1729年)举人。他有《闲渔闲闲录》等多种著作,其中《闲渔闲闲录》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刻成。因“乡人见其语涉狂悖,且多讦发他人隐私”之处,遂投帖公揭,欲行举报。蔡显慑于压力,于该年5月携书自首。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等审阅后,乾隆亲审其书。只因书中转录了他人的“城里无烟白日荒,北军搜尽万家粮”等诗句,以及清兵南下时多篇暴行的见闻,被乾隆认为书内“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情罪重大,实为天理国法所难容”,遂将蔡斩首,其长子也被处决,次子、三子及其妾与三女均发于功臣之家为奴。蔡显的一切著作列为禁书与书版一起销毁。

    清代一旦遭到查禁的书,往往雕版被焚书成灰,能“漏网”幸存下来的成了孤本或稿抄本,这正是刘承干旨在要刻印的不经见之籍。刘承干1915年刻印《闲渔闲闲录》后, 1916年刻印了屈大均(字翁山)的《安龙逸史》,这位明末清初文学家在清兵入广州前后参加过抗清活动,其书被禁,有人题其集子时云:“空著遗书累子孙”,他的《翁山文外》书稿由同乡潘氏秘藏300余年,是名副其实的孤本。刘承干得此书稿后,在1920年予以刊刻。李清的《三垣笔记》因书中有“建州建虏北朝可汗属夷异类小酋”等文字,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遭禁,顺德、钱塘等地多家藏书所藏的都不是足本,完整的六卷本族人视祖传“家宝”珍藏,已传了多代。刘承干经过三番五次的努力,李家族人得知刘氏已刊刻了许多种清代禁书遂予支持,终于使刘承干在1927年圆了刊刻它的梦。

    刘承干刻的书,尤其是清代禁书,引起了鲁迅的注意。 1934年5月3日,鲁迅先生收到了许寿裳寄的《嘉业堂刊印书目》,对刘氏刻书的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此前,鲁迅仅买过5种刘氏刻印之书。此后,又通过周建人夫妇等人,购买了刘氏刻本16种,其中有《闲渔闲闲录》等四种清代禁书。鲁迅先生读了这些书后,他获得了“许多知识”,因此,他对刘氏刻书之举“是很感激的”。

刊刻乡贤遗墨保存地方文献

    搜集乡先贤文献进行刊刻,刘承干抢救了一批有价值的地方文化遗产。“黄龙洞口晚云秋,白鹤庙前春水流。二百年来鲍君宅,看花看柳到溪头。”这是元代黄玠在《弁山小隐吟录》中的一首诗。原籍慈溪的黄玠,因喜欢吴兴秀美的山水,卜居弁山,自号弁山小隐,与赵孟頫经常往来,为赵所称许,撰有《弁山小隐吟录》。时为皕宋楼秘籍,刘承干觅求到了沈韵斋抄本, 1923年刊刻。精于算术的乌程(今湖州)方贞元,清咸同间人,所著算稿有四五种,但因生活不安定,身后飘零,所著算稿,大都遗失,仅幸存《爨桐庐算剩》,刘氏在搜罗到《算剩》一稿后,认为是十分有价值的地方文献, 1921年刊刻问世。若非刘氏对地方文献有心,《算剩》 一稿或许已散失。明末文学家董说(1620—1686年)是南浔镇人,他著作的《丰草庵集》刻于康熙二十九年(1691年),罕有传本,刘承干先得前二十五卷,因不完整没有刊刻,后又设法借到作者的手稿文后集二卷,1921年才合并付梓。

    《同岑集》,归安(今湖州)李令暂等编著,李是明末礼部主事,闲居在家,应南浔镇富户庄廷鑨编著的《明书辑略》一书作序,于清顺治十六年(1660年)冬刊刻出售。因有人从该书中摘出数十处“毁谤语”,在府学门前张贴通报。庄氏于是以高价将已售出的四十多部《明书辑略》赎回,对书中的一些忌讳的地方进行了修改,改动数十页,然后重新刻印。因贪赃获罪被罢官的前任归安县令吴之荣得知此事,向庄氏要挟诈财不成,反遭驱斥,恼羞成怒,于康熙元年(1662年)冬初携初刻本上京,到刑部告发庄氏“私编明史,毁谤朝廷”,致使牵连的人越来越多,遂成“清初第一大案”和清朝最大的“文字狱”。李就此案牵连,他及四子均“伏法”,“一门死者十余人”,《同岑集》被禁,毁版焚书。惟姚氏宏远堂幸藏有该书刻本,因已无原版,所藏已成人间孤本。又因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该书曾一度丢失,姚家从此珍藏于室,秘不示人。刘承干得知姚家藏有《同岑集》十二卷的刻本,开始向姚家商借时,姚家不敢轻易答应,后有感刘氏重视对乡先贤遗著的重视和诚意,答应影抄一部以应刘氏所求。刘氏喜得抄本后, 1922年用了半年时间就刊刻而成。

    以搜集乡先贤文献刻印的这套《吴兴丛书》,刘承干从1913年购得《吴兴备志》稿付刻开始,刻印出版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共64种乡贤的文献,到1929年大功告成,整整花了16年时间。

刊刻不为盈利至诚传承文化

    “嘉业堂印的《四史》及其它书籍,向来都是赠送别人,没有收过费用。直到藏书楼成立以后,因为讨书者太多,刘氏经济也没落了,才印出一本《刊印书目》,略收工本费,此是我经手之事。”曾任嘉业藏书楼首任编目部主任、后为上海华东师大教授周子美(1896—1998年)先生, 1980年12月6日写给市农业局离休干部朱从亮的信中说。

    刻版印书,是有利于保护中华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刘承干刻书不以盈利为目的,书出版后,他总是作为文化礼品赠送学者,以发挥书的作用。

    “翰怡先生:承赐《章氏遗书》一部,已拜领了,十分感谢。山居多暇,先取向所未见的若干卷读之……”这是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胡适先生1923年7月11日写给刘氏的信。1922年刘承干刊刻出版了清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号实斋)的著作:《章氏遗书》,计正文三十卷,外编十八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校记一卷。章学诚生前对自己的著作未及校订编次,临终之时将其全稿托付给萧山王宗炎,王把全稿分为三十卷,为《章氏遗书》的正文。外编等二十一卷,是刘承干搜罗到的有关章氏的资料刊刻时补辑的。《章氏遗书》一刊出,学术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称章氏史学于此可见全貌。刘承干深知胡适对章氏深有研究,遂在1923年上半年把《章氏遗书》、外编等寄赠胡适。当年(1923年)6月,胡适因病由沪赴杭州烟霞洞休养,随身携带《章氏遗书》。胡适为著《章实斋年谱》,曾系统地收集研究过章氏所有的著作,但他在研读刘氏刻印的《章氏遗书》中,仍读到了他“编《实斋年谱》时不曾得见”的新鲜材料,这表明刘氏刻印《章氏遗书》搜求资料的精到。胡适阅读仔细,对不足之处,直言不讳提出自己的建议。刘承干在《章氏遗书》再版时,胡适先生的意见大部分被采纳。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献家谢国桢先生,在1933年的文集中提到,当他慕名到嘉业堂藏书楼的第二天,管理图书的周子美先生从上海赶来,陪他看书楼的藏书。谢先生共看了五天书。他看的是明清史乘,后写了《晚明史籍考》;另外还抄了一点明代社会史料,如张溥的《七录斋集》,朱为弼的《为可堂集》,后来据此又编了一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谢先生临别书楼时,周子美先生送给他嘉业堂刻本蜀大字本《史记》《章氏遗书》《郑堂读书记》,以及《嘉业堂善本书影》等,并由书楼寄到谢先生北京的家中。

    书楼先后接待过不少慕名去看书的专家、学者。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国礼、江苏省图书馆馆长柳治征等,均由书楼招待。湖北学者徐行为因抄书,竞在书楼住了数月,都免费膳宿。这些专家、学者离开书楼时,都应带着一份文化礼品喜冲冲踏上归途。

    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看到刘氏刊刻的书,致信刘承干说要买书。刘承干对所刻之书向来作为文化礼品乐意送人,既然日本汉学家喜欢中国文化,自然也把书赠送给他,目前我们不知这位日本朋友得到了刘氏赠送的哪类书、有多少种书。

刊刻追求严谨书籍精良著称

    以刻丛书为主的刘承干,对所刻之书追求严谨,从不马虎。他收藏的刻本或稿抄本,凡有学术价值又世不多见的,刊刻前都请著名专家学者校勘鉴定推荐,然后交付精心刻印。当时为刘承干校勘、鉴定,指导过刻书的著名学者有王国维、罗振玉、缪荃孙、叶昌炽、杨仲羲、朱孝藏等,刘承干倚重他们,保证了刊刻图书的质量。如《刑统》一书底本是宋旧抄本,为宁波范氏天一阁所藏。《四库全书》著录时未收,是蒋汝藻(南浔人、藏书家)设法为刘承干借到手的。但宋旧抄本首数卷残缺,刘承干以《唐律疏仪》有关资料补全。刻印后的《刑统》有30卷,王国维手校手批非常细心,先以天一阁本与刘氏刻本互校,其原缺处以红笔做出记号,又据《文献通考》补首卷缺字,再以敦煌所出唐写残本《唐律疏仪》残卷校之。王国维为刘氏刊刻本手校手批的有:《希古楼金石萃编十卷》《白耷山人年谱一卷》《段氏二妙年谱二卷》《落帆楼文集》二十四卷等。

    刘承干是位对祖国传统文化遗产较真的刻书家,决不粗制滥造,碰到底本残缺,总是千方百计搜求,力求以完整相传。《枫江草堂集》刘氏先得未刻稿七卷、词一卷,继又得文一卷,后又得刻本诗三卷,词二卷,先后三次底本才完备。有的书版雕毕后,又发现新的版本,刘承干遂推迟付梓,重新从头检校,将有价值的新资料附录于后。《闻过斋集》,刘承干根据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刊刻,当书版刻完,又获朱竹坨藏本,他又认真细致地从头校勘,添改了200余字。

    严谨刻书20年(1913—1933年),刘承干把刻印之书归纳为五种丛书:一、《嘉业堂丛书》有56种,主要是汇聚萧齐以后罕传之撰述;二、《吴兴丛书》有64种,主要是搜集的乡先贤之著作;三、《留余草堂丛书》有10种,则择先儒性理格言诸编以扶翼世教;四、《求恕斋丛书》有30种,则录时人著述经学国故、稗史年谱、地理文艺等;五、《嘉业堂金石丛书》有5种,主要汇集闵中金石、汉武梁祠画像考、邠州石室录等。

    刻的单行本有14种,最珍贵的是宋刊《史记》一百三十卷、《汉书》一百二十卷、《后汉书》一百二十卷、《三国志》六十五卷,上述“四史”为镇库之宝。另有《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章氏遗书》《明史案例》《说文段注订补》《危太朴云林集》《清真集》等。

    刘承干刻书, 5种丛书165种,加上单行本14种共179种,但总印了多少部、多少册、赠送了多少部、多少册,尚无资料查考。不过有一个数据是存在的:刘承干1951年11月19日致函浙江省图书馆说,“愿将书楼与四周空地并藏书书版,连同各项设备等惠以捐献与贵馆……”省馆接受捐赠后,遂派人对嘉业堂藏书等进行了清理,其中刻印部分,近代刊行的大致完备,以浙江翻刊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39种与江西翻刊的25种较为名贵。另有书版182种, 39559片,刘氏自印书5329部,27537册。

    刻版印书是要花钱的。刘氏刻书非常考究,刻版用的都是红梨木,刻法精湛,字迹工整清晰,刻好后仔细校对后印刷,印书纸张绵薄坚韧,故嘉业刻书以精著称于世。周子美教授说,刘承干花在嘉业堂上的钱已超过80万元(银)。建造书楼,买书,请人帮助校书,抄书,鉴定……都要花钱,其中刻版印书花去20万元。

    回顾刘承干的人生,他1911年就定居上海,没有被十里洋场上的声色犬马所俘虏,沉迷嗜书,在搜书藏书的同时坚持刻书之举,为我国古代文献的整理保存作出了不凡的贡献。——“傻公子”不傻,是一位大智者啊!

    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南浔镇志》、《刘承干与嘉业堂》一书,以及多年的《湖州晚报》等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