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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不仅是对我国清明时节所有奠祭人的生动描绘,也是我每年清明回家时的真实写照。每每这一天,我都会去父母的坟前烧一炷香,磕三个响头并献上一束鲜花,流着热泪告知父母在天之灵:“老爸老妈,我来看你们了......”。

    父母在世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

    父亲文化不高,只两年私塾。性格较为固执,说话从来说一不二,家里的绝对权威。无论事情对错,他都不许小孩顶嘴申辩,申辩那就是犟嘴,犟嘴是要受到惩罚的。不是“笠壳子”就是“条刷芽子”。

    何谓“笠壳子”?老家长沙方言,就是用食指收拢敲脑袋;“条刷芽子”则是抽几枝扫地用的小竹条扎在一起抽屁股,打在屁股那个疼哟,既不伤筋动骨又钻心的痛,可厉害了。

    我兄弟姊妹多,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个弟弟,我排行老六。儿时都非常顽皮,经常挨挨是少不了的。每当差不多时,母亲就会适时出面,要你保证下不为例,这样自然就会减轻受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伴随着我们长大。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棒子下面出好人”的教育方式,让我们兄弟姊妹这辈子都受益。尽管简单粗暴,却不断养成了我们兄弟姊妹凡事都要有轻有重,有较好的“自律性”,从小就知道“好自为之”是最佳选择。

    母亲刘氏,读过高小。外祖父是位码头工人,在母亲一岁时就离世了。母亲没读完高小,就一直跟着外婆,熬到16岁嫁给了我父亲。

    母亲受过的苦可说比黄连更苦。我听得最多的有两件:一是1938年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为阻击日寇侵犯,采用什么“焦土政策”,一场大火把整个长沙烧了个精光。老百姓妻离子散,鸡犬不宁。那时我家就住在长沙城南路49号,而那场大火用母亲的话来说:“全家被烧得连黄篾筷子都没有一双”。

    一贫如洗,日子怎么过?

    没有办法,母亲只得带着奶奶和我年幼的大哥四处流浪,满世界去找漂泊在外的我的父亲。先后经衡阳、到桂林、过独山,穿麻尾,最后历尽千辛万苦才于一年半后在昆明西南运输处找到开商车的我的父亲。

    直到全国解放,一家才又回到故乡长沙乡下老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一穷二白。由于一家人口太多,父亲那点微薄的收入捉襟见肘,一次家里断炊了三天,仅靠嚼野菜喝白水维持生命。于是母亲要二哥去当初还算稍富裕点的堂嫂家为母亲接衣服做,堂嫂顺便问了一句:“你吃饭了吗?”二哥一听眼泪像珍珠似的掉下来,说家里已断炊三天了。

    堂嫂马上量了点米,还装了一碗饭送到我家。听说饭里面还悄悄埋了一个鸡蛋。这样才勉强解决了那次断炊的危机。

    母亲善于勤俭持家,也喜欢讲故事。特别是每次一讲到堂嫂那次送米的故事,她那种感恩之情总会溢于言表,也不知听了多少遍的我们听完之后,依然会被感动,并会立即把攒了好久的几毛“压岁钱”全部上交给母亲。

    随着国家的富强,家里的日子也越来越好,母亲开心的事情也不少。其中最让她开心和得意的是刚解放土改那阵,她光荣当选上了乡里的“妇代委员”。

    家里姊妹中,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父母,也是得到双亲之爱最多的孩子。记得我30岁那年生日,母亲还一定要父亲提着只老母鸡到山区小县城来看已经参加工作的我。而后当他们老了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没做到很好,只每年过年回家一趟,很少能尽孝照料他们。就是2012年母亲仙逝,我都迟到一天没最后送她到终。姐姐说,母亲临终前一直在呼唤着我的小名,盼着老六的归来,然而我没有做到,等到的只是我晚到的泪水。

    多年来,我一直在愧疚。父母全不在后,现在逢年过节我连自己那个老家都很少回了,但有一件事是必须要办:无论时间和条件多么不济,清明祭扫却是风雨无阻,怎么都会去故地公墓奠祭父母双亲。在墓前烧一炷香,以示我深深的愧歉与惦念。“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欲问断魂者谁?我也是其中之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