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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 剑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华夏子民而言,真是“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在这个变局当中,以张静江为代表的浔商毁家纾难、自我革新,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关于南浔人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事迹,在不少出版物当中被屡次提及,因此许多人早已耳熟能详,但具体的细节却并不多见,而新近出版的刘承幹《求恕斋日记》犹如一扇天窗,为我们带来了一米阳光。

    1911年农历九月初五:“今日在义仓会议筹办团防事宜,予以彼未来邀,故尔不往,我家惟颂叔到场。闻所议之事,因莱臣于昨夜到镇,今晨已用庞氏专轮去接费毓卿,夜间可到此矣。推举庞莱臣为总董,张定甫、邢植之、张石铭、梅祗安、庄士先、沁园(金焘,笔者注)、冰壶(邱炳华,笔者注)两母舅、本生父亲(刘锦藻,笔者注)为议董(尚有二人记忆不清),张弁群、淡如、邢聚之、梅祗荷、吴彦臣、屠辅清、张青士、寅叔母舅(邱炳圻,笔者注)、颂叔为办事董事(尚有一人记忆不清)。”

    1911年农历九月初九:“……此番邱冰壶母舅发起创办商团,随即卸肩作罢,宋毂宜等为事已发表,断难中止,决计办理,即托余往询。刘溥翁可否备贾讬为购办枪械……”

    1911年农历九月十一:“……今日午后开商团大会在报国寺举行,余不往,祝厚斋前去。傍晚,厚斋回,知:到者甚众,举定梅祗荷为正团长,张弁群、邱伟如为协团长,邢聚之为会计长……”

    1911年农历十二月十二日:

“……忽有张静江、沈虬斋、杨谱笙、王开訚(即沪都督代表者)上台宣告云:现在中央政府成立,一切款项须解政府,由总统分派,宗旨忽变,甚深骇异,且谓此时款项支绌,欲写巨款,当场发出专簿。本生父亲(刘锦藻,笔者注)即以十万元写之;张石铭拟写一万而静江自写五万(定甫出名),石铭无法,只得亦写五万元;庞莱臣写洋一万元,申明伊尚有放出款项七万元,如能索取,当可助作军饷;莱臣为静江舅氏,先期运动,故得无言;清臣(庞青城,笔者注)宣告已助军政府五万元……”

    我们可以从这几则日记当中获取不少信息。第一,支持辛亥革命的南浔人,张静江大约是始作俑者(孙中山称他为“革命圣人”,并手书“丹心侠骨”相赠,后文还会提到),但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而是整个浔商群体,其中恐怕也离不开邱家的幕后支持。据邱氏后人回忆,张静江曾不止一次到邱家募集革命和建设经费,邱家每一次都慷慨解囊。第二,辛亥革命前后,以绅商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对地方自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提到的“团防”和“商团”与邱冰壶以及邱家有着重要关联。

    南浔的团防由来已久,在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原来由绅商募捐而建的团防局被废除,守土派“为地方自卫之谋”而组建“民团公所”。民团合并了南浔原来的水师防营、盐捕营、原团防营,并另招募团丁共约400人。“所有设施均按旧时常规,分驻四栅,昼夜巡逻”,军饷由刘、张、庞、邢、邱等五大家族筹划。

    在民团成立后,南浔商团也随即成立。南浔商团仿上海万国商团形式,最早由邱冰壶发起,后来因他另组“南浔商余体育会”而交由梅履中(祗荷)以及本家兄弟邱镕经(伟士)筹办。这个商团有团员数十人,枪支弹药购自上海制造局,也有一定政治背景,当时巡街护巷,甚得民心。与前者不同的是,南浔商团在政治上更倾向于革命派。

    加上邱冰壶自办的“南浔商余体育会”,辛亥革命前后,南浔有三支团练武装力量,可谓“风起云涌,一时称盛”。

    由于这三支队伍均不归湖防节制,湖州县府嗤鼻为“家兵编练也称防,保卫民团势太张”,对此甚为不满。浙江军政府对此十分警觉,考虑到民团公所与汤寿潜的关系,商团与陈英士、张静江的关系,浙江军政府认为这些团队实际是地方“扩大力量,有所企图”。

    1913年8月中旬,浙江都督朱瑞于派遣叶颂清部以出巡为名,包围民团驻地,强行解散了民团,守土派“诸绅相顾错愕,弗敢抗,遂遵令遣散。次日,商团亦宣告停办,自行缴械。乡团又继之”。只有邱冰壶的商余体育会安然无恙,体育会何以能够保留?这个“例外”是邱少爷留下的一个谜。

    民团和商团的解散,是民国初期地方社会与国家的第一次交锋。民国初期地方自治虽然在外形上导入了近代地方自治制度,但是基本承袭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的旧有模式。

    在政府解散了民团后,鉴于地方“保卫形势日益严峻”,庞莱臣等人联名呈报县府要求增设地方警察40名,经费则由地方自行负担,县府通过派遣警佐的方式初步控制了警察部队。 1915年,南浔镇根据民国《地方保卫团条例》成立了新的保卫团。至此,以浙江军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完全控制了南浔的地方保卫组织。

    此后,邱冰壶以及整个邱氏家族仍与新的保卫团保持了良好的友谊与互动。后来继任保卫团长(也叫“团总”)的熊秀楚还是邱冰壶的徒弟,所以邱家的笺园和抛球场也成了地方各界“大员”经常光顾的“会所”。刘承幹的日记里也有详细的记载:

    ……至抛球场应常品莲(水警区长)、季小波(统捐局长)、江仲权(煤油税局长)、蒋竹卿(电报局长)、李子龙(警察局长)之邀……

    ……同至抛球场团拜公宴各机关也……

    ……晚应冰壶、寅叔两母舅之招至抛球场,同坐者常品莲、季小波、童树棠……

    ……而商会又有条来邀,余五时至抛球场一议……

    在我看来,邱冰壶是典型的乡绅,他扮演的角色“绅”大于“商”,在辛亥革命前后及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为维持南浔的地方自治,邱大少爷确实有许多往事值得大书特书。

    乡绅其实是旧社会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往往是统治者和农民之间的桥梁。

    “修、齐、治、平”是每一个士子的理想,邱大少爷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