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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惠林

产生“经典书画”之几个原因

    任何一个地方,所谓的“风水宝地”,落在形而下之现实,能产生一代又一代、一批接一批的书画人才、高手巨擘,不是没有理由的。以下几个原因的归结,可以不无夸张地说:湖州在中国书画史上写下煌煌巨篇,是必然的。

    山随书活,云为诗留,绿水进入画里头。作为一种“视觉艺术”,书画的创作首先与好的自然环境、地理结构、气候特征,绝对密不可分。“言为心声,书乃心画”(宋·郭若虚),“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观,让创作主体耳濡目染、耳鬓厮磨地浑然“观照”着一方之山山水水,花草树木,通过笔墨语言,艺术地显现、流淌、迹化于纸帛乃至墙壁、石面上。呈出的意象,闪透着主客体交融后的禀赋、创作者个人的“心印”,也显现着一个地域之文化的某些特质;经典之作,这种“地域文化特质”也纳属、熔铸于民族血液中,成为了中华母体文化的基因。

    作为书画创作“前置”的地理区位、气候、地形地貌及自然风物,湖州无疑是绝佳的。它地处北纬30度22分至31度11分、东经119度14分至120度29分之间,苏浙皖“三省通衢”处,西依天目山,北濒太湖,与无锡、苏州隔湖相望,东邻嘉兴,南接杭州。湖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温同步,气候温和,空气湿润。湖州地形,西倚天目山脉,境内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15座,著名的有卞山、道场山、仁皇山、莫干山、龙王山、金盖山、霞幕山、岘山、城山、含山等。这些山峦连绵起伏,涧水长流,空气清新,环境静谧,或茂林修竹,或清流激湍,寺院道观、人文胜迹密布。境内有东苕溪、西苕溪、箬溪、下游塘、双林塘、泗安塘等众多河流。京杭大运河和源于天目山麓的东、西苕溪纵穿横贯湖州全境。苕溪东经由古老的頔糖,流于黄浦江,北经56条溇港注入太湖。四水交汇的霅溪流贯整个湖城,在城北合流后由小梅、大钱两湖口注入太湖,一路“蒹葭孤芦,鸿头荷华,菱苕凫茨,萑蒲轩于,四望弗极,乌可胜数。”——真是山水尽占,钟灵毓秀。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史博士黄朋撰文说:“湖州无他,全在于山水清远。只这点就够了。孕育书画家,吸引书画家,促进新书风、新画风的诞生,尽源于她的‘地灵’。所谓‘地灵’,然后‘人杰’。”优异的自然造化,让文人、书画家们优游、晤对、酬唱、缱绻、雅集,吟诗挥毫泼墨——这在古代官员文士的文化生活中,再普遍、雅致不过;而朝朝代代文化艺术典籍的积累、“书画资源”之传承堆筑,又哺育、滋养了后朝后辈的文心与创作。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加持”,湖州(吴兴)成了书画诞生的上佳“产床”。元代诗人戴表元诗句“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是此“摇篮”的恰好写照与归结品评。“清丽”二字,点准了湖州风光的审美特质,“合住”表明了“人的诗意栖居”,“只”则是唯一——虽有某种诗人的修辞夸张,但湖州独特而优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在整个江南地区都是“绝佳”“独具”的,而江南地区,则一直是中古晚近以来人文的渊薮。

    清山远水是湖州最著的特色自然风景。境内近半为山地丘陵,有“五山一水四分田”之谓。放眼西南山势起伏连绵,如龙腾霞起,东部则一望无际,“以天为堤”的水乡平原,水网纵横,河港密布。在书画家、诗人们一代代的“文化”下,“清山远水”逐渐被积累、丰富、淬炼成为了一种人文审美形态;相伴的,冠之“清远”的艺术品格、风格,通过大量的作品得显现、“脱颖而出”。长期而大量的积累、延续、强化,今日它们早已融入中华历史文化的血脉,成为了民族的文化性格,成为了经典。

    “清远”成为独特的审美品格,得益赵孟頫的玉成。如形象化表述,可以说文化艺术的“清远”品质岩浆,运行、厚积到元代,通过赵孟頫这个关节枢纽,终得猛烈之“喷发”,诗文书画熔岩落地、固化,“清远”最后形成,并以动人的形态,绵延、惠泽至今。

    赵孟頫的创作中确立了“清远”这样一种审美形态,是在湖州这一特定的生态环境与人文传统中生成并开显出来的,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态。事实上,“清远”这一审美形态的思想内涵,也与道家以及中国化了的佛家思想有关。佛道的目标是要脱弃具体的世俗形迹而归于“空”,归于“道”,“道”和“空”也就是“远”。因为“远”给人一种超越感,就是脱弃世俗的樊篱,超升到一种与道合一的自由境界。而“清”是天地自然间一泓清气的流行,是人生、艺术清净澄澈的生命源泉,也是儒家人格和精神生活所要达到的阶位。“清远”正好符合了中国文人的这样一种深层愿望。吴兴山水清远的这一原生态特征,也恰圆满了这一愿望的达成。赵孟頫的清远意境是一种超越世俗与天地合一的自由境界,符合历代文人的深层愿望——人与自然宇宙融合与统一。

    湖州被称为“水云乡”——这对于书画的“墨韵”产生,当是一种响应、启发、浸润。湖州中东部为低地,空气潮湿而清新滋润,满目透明空翠。北宋诗人俞紫芝《吴兴》诗中有句:“翠沾城郭山千点,清蘸楼台水一围。”水光结成了一个亮晶晶的世界,所以湖州又被称为“水晶宫”。而湿漉漉的土地和水面上飘起的阵阵稀薄的水气,即使是晴天也像笼着轻纱一般罩在满眼青绿的大地上,如此丹青佳色,墨底云烟,使得历史挥毫泼墨者笔笔画不尽、纸纸写不完。

    其次,湖州自古经济发达,子民崇尚耕读传家——这是“托举”这种书画繁盛的基础与活水泉源。湖州文化乃吴越文化、晚近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具有浓厚的兼融并蓄特征。它寻求一种含蓄的超越性,侧重于向内心探求,以完善人格为目的,重情感,喜悦乐,崇优雅,尚伦理。

    “五胡乱华”致西晋士人南迁、“金灭北宋”使宋室南渡……大量豪门望族移民而来,播下“精英文化”的种子。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曾指出,“晋室东渡对于今浙江特别是三吴地区,显然是一次文化上的飞跃”,其时的陈家、王家等大族移居湖州;“南宋建都百余年,今省境各地,多成为朝发夕至的首都近畿,各方面的迅速进步自不待言,终于使浙江成为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文化高度发展的先进地区”,期间,如皇戚赵氏、四川李氏、牟氏,山东周氏、丹阳葛氏、绩溪胡氏等,纷纷落户湖州。晋室南渡后士族文化的特质,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开始成为中国文化中精致典雅的代表。宋室南迁更是让“士族精神、书生气质”成为江浙民系的文化特征,这其中湖州是重镇。典雅深沉的“精英文化”浸入湖州,与本土原有的自由天真的文化相结合,便生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近代上海开埠后,地缘相近、文缘相亲的湖州,得风气之先,开放、自由、民主的西方文明又融入、添铸着湖州的文化性格。

    湖州本土学术,源于汉末,初露锋芒于南朝,经历唐代中期实现由吴越文化向江南文化的转型,到宋代,迎来了又一次高峰,并创造了以偏于一隅之地而引领天下风气的安定“湖学”辉煌。湖学的精髓之一,是“明体达用”。同时,它还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宽广胸怀,既吸收了吴文化的“中和思想”,又接纳了越文化的崇尚个性主体价值的内容,它还具有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严谨。受“水之性”的自然影响,湖州文化里亦兼融有一种灵性、机智、灵活、善于变通等特点。

    自然条件优异,传统的小农经济高度发达,在湖州,唐宋以后,“耕读传家”的观念一直盛行,很少出“反骨”而更“保皇”;崇文淡商,非常注重琴、棋、书、画,强调内在美。

    如果说山水启发了丹青的灵感,湖笔、绫绢则造就了翰墨的良缘。“文房四宝”中,第一个就是湖笔。湖笔亦称湖颖,被誉为“笔中之冠”。元代“湖笔”闻名于世,取代了此前的宣笔,与湖州在元朝成为“东方的佛罗伦萨”(李铸晋语)相伴相成,“互为因果”。纸张的发明特别是宣纸成为书画创作的主要载体后,以羊毫(传统上只择取杭嘉湖一带所产的优质山羊毛)为制笔主料的湖笔由此大行其道。宋以来,中国水墨画从丝绢改为了宣纸,从线条为主改为“增添了块面”,从工笔转向写意,作为工具的毛笔,狼毫为主的宣笔就不适合,锋长、柔软、含墨量大的羊毫便取而代之。湖笔的成名,与书画家特别是大师赵孟頫有关。他对湖笔制作技艺十分关心和重视,《湖州府志》载:他曾要人替他制笔,即使一支不如意,即令拆裂重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画家在边使用边与笔工一起商量改进的过程中,也深化、熟谙了毛笔的习性,以及书画创作中的部分“技术特性”。湖笔“尖、齐、圆、健”,使用它挥洒自如,经久耐用,某种程度“反哺”了书画创作。

    书画的装裱,离不开绫绢,湖州的双林镇迄今仍是全国最大的绫绢生产基地。“绫绢”是绫与绢的合称,“花者为绫,素者为绢”。绢主要用于代纸作画写字,绫主要用于装裱书画。由于绫的缩水率与宣纸基本一致,具有装裱平挺、缩水率小、纬密均匀、不易露底、色雅耐晒等优点,故用绫装裱字画,画面能不打皱、不起翘,显得坚挺优雅。尤其名贵书画,一经绫绢裱装,在艺术上显得更加完美。湖州有4700多年生产绫绢的历史,盖因一直盛产蚕桑,缫丝业发达,绫绢材料须用纯桑蚕丝而制。湖州境内的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到了碳化的绢片。三国时湖州隶属东吴,时有“吴绫蜀锦”之称。南朝的宋时,绫绢已成为对外贸易拳头商品。唐代起,湖州绫绢列为贡品,并远销日本等国。元时生产十分兴旺,明代朝廷“奏本”专用双林“倪绫”,近代双林绫绢鼎盛期,脚踏手拉织机2000多台。以湖笔创作完书画,再由绫绢装裱而出,如此良绢佳笔“天仙配”,湖州不成为“书画之乡”也难。

    而明清以降,“湖州书船”的兴起与发展,又为书画的传播、扩充影响推波助澜。湖州书船又名织里书船,清同治《湖州府志》载:“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谈港诸村落。”是明、清乃至民国湖州独有的一种专门卖书的船,前后盛行了四个世纪。史志记载书船始于明初,嘉靖至万历年间,因湖州雕版印刷业发达,晟舍凌氏与闵氏、花林茅氏、雉城臧氏等大族,世代书香,家富藏书,便刻书流传。晨舍成为了全国三大刻书业(南京、湖州、徽州)的中心之一,凌氏、闵氏所刻刊的书都是善本秘籍,雕刻精良。书商们不仅在本埠设铺售书,更多的是“购书于船,由至钱塘,东南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价,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未座,号为书客”。(郑元庆《湖录》)而伴书共船,通过水路运抵四方的,还有一定量的书画作品。如是,书画作品、书画之乡、文化之邦的湖州,影响扩充到更远。

    尽管某种程度上,艺术创作是“天才的事业”,个体的禀赋及其重要,但中国书画的讲求的灵性慧根、师承传承、文化涵养、优裕环境……诸种元素,得惠于湖州这块风土,不但具备,还超出“才子佳人温柔乡”的江南的很多区域。

    湖州文化的“活性”、兼容性”“ 特质,从古来湖州书画家“社会阶层”构成的丰富、复杂,我们还可窥见一斑:湖州既出“曹不兴”陈(霸先)氏一族”燕文贵”赵(孟頫)“ “ “氏一门”沈铨”费汉源”金廷标”“ “ “ 等宫廷、王室画师,也更有“卖画、课徒为生”的费丹旭、吴昌硕等“民间画师”自由画家”,“ 还出有苏轼、文同、钱选、沈周等“士夫、文人画家”,院体宫廷画、士夫文人画、自由民间画等——如此, “兼容并蓄”便全 了。

结语

    地域美术研究在当下渐成“显学”,这其中,湖州作为“书画圣地”,“经典书画”渊薮,有无数理由值得我们更多更深地予以挖掘、梳理。

    在国家着力弘扬传统文化、鼓励加快“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各类公共文博机构、艺术品拍卖近年纷纷以不同形式呈现以书画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视觉艺术”,促使笔者立足本土,借大数据、“读图时代”的资源开放、互联互通契机,关注起以“吴兴”、“湖州”为“题材”“蓝本”,或涉有湖州元素、文化因子的古代书画家与经典之作。如此搜检、研究这佳绝的文化遗产,得出湖州实乃国内“经典书画”滥觞地之一结论。自然,如此“探求”之努力,不仅归结于笔者一己兴趣、一份情怀,更在于“抛砖引玉”,期待、吁求国内外有学识、具专业精神的专家学者,从艺术社会学、风格学、地理学、发生学,艺术作品的时代性与地域性、艺术群体、流派与世家等诸方便多维度,予以介入、深挖、剖析。相信以“湖州”为“个案”、“典型”,集约、淬炼、精微、生化而成为民族的、母体的文化符号、代码,汇聚更多的国内地域文化艺术的成果,定将长成一片动人风景;它们以卓越的鹤立独在,展现于世界文化之林、艺术大观园,极大提升起我们的“文化自信”,获取应有的更大而圆足的艺术话语权。

    参考文献:

    1、《图说中国绘画史》,[美]高居翰著,李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4月第一版;《隔江山色 :元代绘画(1279—1368)》,[美]高居翰著,宋伟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月第一版;

    2、《鹊华秋色——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美]李铸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第一版;

    3、《魅感的表面》,[美]乔迅著,刘芝华 方慧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4月第一版;

    4、《美术史十议》,[美]巫鸿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月第一版;

    5、《湖州市志(上下)》,王克文主编,昆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6、《经典湖州》,黄朋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

    7、《沈铨研究》,周积寅 近藤秀实著,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

    8、《翰墨清远》,湖州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

    9、《晋室东渡和南宋建都对浙江文化发展的影响》,陈桥驿,《文史知识》1996年第10期。